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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茶坊

溥仪是晚清的一个悲催的人物,甚至比光绪还要惨上那么一分,毕竟人家光绪再怎么说,也是作为一国之主过完了一生,如果他不是不自量力要和慈禧硬碰硬,或许能够过得很顺遂。溥仪就不同了,他三岁登基,做了不到三年的帝王,最终被逼退位,后来还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这样大的落差,他的一生比之光绪更为坎坷。

后人总说溥仪是亡国之君,指责他无能,在民国时期的复辟还被当成是不自量力,看不清形势。这些评价都是人们的主观臆断,清朝的灭亡是清朝数代皇帝不思进取的结果,怎么能将错归到溥仪一个人的身上去,就像那溃于蚁穴的千里之堤并不是说没有最后那一个蚁穴的存在就是完好的。将这种无端的指责放在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幼童身上实在是太过于勉强。

溥仪一生历尽坎坷,三岁被人放到了皇帝位上,后来被迫退位,却又被日本人利用,成为了其手中的棋子。日本战败后,还被俘至苏联,直至建国之后才回国,改造了整整九年,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工人。这样的经历,如果换个人,并不一定能比他做的更好。身居高位者,想要平静自己的心应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做到了。

作为皇帝,他是历朝历代唯一一位享受到近代化果实的皇帝,却也是第一个站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皇帝。溥仪一生娶妻数人,却没有一个子嗣。这样悲惨的经历也是历代皇帝少有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名懦弱无能的亡国之君,在东京审判的审判席上,却给我们展现了帝王该有的气势和威严,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了何为帝王。二战之后,开设了国际军事法庭,将战争中的罪犯一一审理定罪,而亚洲战场的军事法庭设在东京。在对日本的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坐在审判席上的溥仪,这位曾经身上背负着软弱、卖国、傀儡标签的皇帝,终于将自己腹中挤压多年的怨气发泄了出来。

他出庭指正日本人长达八天之久,在这八天里,他每日都笔直地坐在那里,体现着一国君王的硬气。在这期间,他甚至将审判席坐出了龙椅的既视感,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帝王之术他虽然没有学习到全部,但却不会丢人现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学习了西方文化,在审判席上,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历数日本人的罪行,言辞慷慨,胸有成竹,那种气势就像他坐的不是审判席,而是自己的龙椅。这时候的溥仪,将他作为帝王的血性尽显无疑。

但是人都有私心,在审判席之上,溥仪将自己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撇的干净,将所有罪责都扣在了日本人的头上。不过既然日本人必须受到该有的下场惩罚,这些罪名也并不算冤枉了他们。况且溥仪的罪责,自有中国人民来审判。

至少在这八天里,溥仪让我们看到了一国之君应有的气度与威严,看到了他的帝王风范。

1950年,作为战犯的爱新觉罗·溥仪从苏联被押送回国,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关押期间,溥仪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受到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的启发,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是改过自新的一个好办法。因此,就让伪满战犯都来效仿写忏悔录,题目都统一叫做“我的前半生”。

就这样,溥仪在管理所方的反复教育下,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管理所的领导们亲自审阅书稿,帮助溥仪推敲和修改。

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管理所领导不仅指派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后来因为缺少参考资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稿,记录了溥仪从皇帝到战犯,再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

大部分人对溥仪的了解,是从《我的前半生》这本回忆录中来的。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操控、受压迫的傀儡形象。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自传或回忆录都会受作者写作时的主观意识左右,因此,它并不能真实客观的反映历史。

溥仪初写此书时的身份,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因此,他的回忆录更多的是出于检讨的目的,而不是客观的陈述实事。他所陈述的内容,到底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还是真的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我们也很难分辨。也难怪毛泽东看完此书后说:“溥仪把自己说的太坏,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

真实的历史中,溥仪真的就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待宰的羔羊吗?

日本人的眼中的溥仪可不是这样。

《绝密会见录》,战后的被发现的日本绝密情报文件

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个叫中田整一的制片人,在整理一个二战题材的纪录片的资料时,发现了叫《绝密会见录》的文件。作者名字叫林初贤次郎,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翻译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整个东北。次年,伪满洲国成立,首都设置在今天的吉林长春。伪满洲国虽然是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的,但其内部的日本势力却分成了两大阵营:日本政府和关东军。

为何日本有两股势力呢?因为,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战略态度有严重的分歧。

当时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日本军部一直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并试图摆脱政府的控制。军队权力的急速膨胀,导致政府不仅无法控制军队,反而出台的政策会被军队干涉。比如,日本跟伪满洲国签署的《日满协议书》就规定:日本政府要把伪满洲国的政务指导权,全权委任给关东军司令官。

而日本政府这边,对军人干政还有关东军的肆意妄为很不满意,甚至出现政府官员与关东军长官水火不容的情况。

比如,在伪满日本大使馆的官僚,拒绝陪同关东军司令官作为驻满洲特命全权大使上任。日本政府有个外务省机构,相当于外交部,他们对军部强行发动九·一八事变非常不满。日本军队一直在强行扩大侵华的范围,但是外务省拿军部没什么办法。当时日本国内都在讽刺外务省,说他们已经成了军部的对外办事处。

在这种背景下,外务省想获得靠得住的情报来源,就必须找机会越过关东军,所以他们就想到在溥仪身边安插一个人负责情报工作,利用自己的身份,瞒着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秘密收集伪满洲国的情报,然后将这些绝密情报送往外务省。于是,翻译官林出贤次郎就担起了这个重任。

林出贤次郎每月给外务部传两次情报,使馆用“半公信”方式发送回国。所谓半公信,就是内容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的,这样就能规避关东军司令的监视。外务省在收到情报后,负责人会把它们编号并打上绝密标记,这些绝密的情报只有外务省最核心的几个官员可以阅读。这些情报,最后就汇集成了《绝密会见录》。所以说,《绝密会见录》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矛盾的产物。

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林出贤次郎有机会亲身经历溥仪和日本人所有的会见,见证了那段时间的历史。

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并不是受日本人胁迫,而是自愿合作

民国时期,天津是各种失意政客的聚集地,溥仪在被迫退位后,从1925年开始也住在天津租界。溥仪终日为自己末代皇帝的身份苦恼,以为自己将一直郁郁寡欢地了却此生。

直到1931年10月底,一个日本人的出现,让溥仪重新对生活有了渴望。这个日本人就是关东军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长久地立足于东北,关东军确立了在满蒙独立建国的计划,这个政权要用所谓的“以宣统帝位首领的支那政权”为名义建立,就是要利用溥仪大清宣统皇帝的名分。

所以,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找到了失意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看到了重续皇帝梦的希望,反复追问土肥原,伪满洲国是不是会实行帝制。狡猾的土肥原打了个哈哈,现在正是溥仪恢复大业之时,如果前往满洲,就可以立刻当元首。

“满洲国”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没有其他意思,它就是代表中国东北。但是在那个时代,它还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中华民国打出的旗号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满族代表一个单独的民族。日本一直强调“伪满洲国”独立,是要利用当时在国际流行的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这虽然是个歪理,但是放在日本的战略中,那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论。往长远一想,就知道日本的意图了,先让伪满洲国脱离中国,然后再慢慢吞并。

溥仪是满清的末代皇帝,首先他自己是个满人,又被革命党轰下了台。所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在他眼里远没有复兴大清重要。

因此,溥仪被土肥原说动了,出于自己被赶下皇位的不满,以及还想重续满清皇帝的残梦。溥仪先将帝制问题放在一边,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便随日本人欣然前往关外组建伪满洲国。

为了满清复辟,溥仪与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博弈

溥仪答应日本人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帮助作为跳板,然后复辟整个大清帝国。然而,关东军只是兑现了元首的身份,并没有立刻让伪满洲国成为帝制国家,溥仪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执政”。

溥仪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在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双方就伪满洲国的政权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是武藤信义,兼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厅长官和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数职,成为凌驾于伪满洲国元首之上的头号实权人物。

溥仪当了三个月伪满洲国执政以后,派伪总理郑孝胥去和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义进行会面。《绝密会见录》中记录,他们会面的气氛是比较融洽的,武藤信义同意了将伪满洲国转为帝制国家。

郑孝胥趁机向日本人提出,希望溥仪能在北京而不是长春登基,这其实是代表溥仪委婉地提出复辟清朝的愿望。他说,如果让溥仪在长春登上帝位,会让他像南宋政权一样,偏安在东北,还会被国人指责忘了复兴满清的大业,所以,他希望日方设法帮助溥仪在北京即位。

在日本人的战略中,你溥仪最好当一个听话的棋子,复兴大清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武藤信义以时机未到为由委婉拒绝了郑孝胥,要求溥仪在满洲登基。

见日本人不同意,郑孝胥只好打住,恐怕将日本人惹急了,溥仪连满洲国皇帝都别当了。

不久之后,溥仪和武藤信义直接见面,就领导权的问题进行了第二轮谈判。溥仪想让自己的老师陈宝琛出任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但关东军和伪总理郑孝胥都不喜欢这个人,因为陈宝琛曾经反对溥仪做伪满洲国元首,反对他被日本人利用。由于武藤的反对,任命陈宝琛的事情被以暂且搁置的名义否定了。

这个时期,武藤信义对溥仪还算客气,这或许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溥仪还有一些政治筹码,让关东军不得不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个武藤一年后突然得病去世了,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皇帝溥仪可就没有那么礼貌了。

复辟梦想彻底破灭,“海拉尔事件”后,没有政治筹码的溥仪正式沦为傀儡

武藤死后,眼看着关东军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稳固,自己的政治筹码也越来越少,溥仪心里着急啊。

1934年,溥仪在漫天风沙中举行了登基仪式,人生中第二次当上了皇帝。在《绝密会见录》中有提到,仪式之前,溥仪一方和关东军曾经因为仪式的程序发生过争议。关东军不允许溥仪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理由是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在溥仪的坚持下,郑孝胥和关东军协调了半天,最终才让关东军同意溥仪先穿龙袍举行祭天仪式,然后在即位仪式时穿海陆空元帅的礼服。

溥仪对于礼仪规程的争执,其实是对主导权和地位的博弈。由于自己没有实权,所以溥仪只能通过仪式礼制这些问题,无力地向日本人宣告自己的权力。

正是因为这样,溥仪还供奉日本天皇家族的祖神,甚至违心地说:日本驻满特使代表着日本天皇,而我是以日本天皇之心为我心。

1935年4月6日,溥仪开始了二十五天的访日之旅。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和翻译官林出贤次郎陪同他,会见了昭和天皇和皇后,还拜会了贞明皇太后。结束访日后,溥仪回到伪满洲国就发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希望树立自身权威。溥仪回来后变得更注重威仪形式,原来官员可以到溥仪卧室和他谈话,访日之后就不行了。

然而,没有实权的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眼里不过是颗棋子。溥仪的种种行为举动让关东军对他产生了戒心,双方矛盾激化,造成了1936年4月的“海拉尔事件”。

海拉尔事件,就是日本人杀了当时担任兴安北分省省长的凌升。这个人是溥仪的妹夫,也是溥仪的亲信,他特别反对日本控制满蒙。在海拉尔事件发生后,福龄、春德、华林泰等3个溥仪的亲信也纷纷被关东军处决。这可以说是日本关东军对溥仪的警告,不久之后,溥仪的伪总理郑孝胥也死了,但是这个时候,溥仪在内阁人选上已经没有一点发言权,最后只能完全听命于关东军,彻底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结语

我们看了溥仪的回忆录就觉得那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历史的真相从来不在纸面上,而是在其背后的逻辑中。想把握历史真相或者历史的客观性,就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更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

关于末代皇帝溥仪,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脑补出一副,在时代的变革中身不由己,一生被动地与命运对抗的悲剧印象。从日本人的《绝密会见录》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溥仪不是被日本人绑去做傀儡皇帝的,他在伪满洲国的境况也并不能简单用“被日本控制”来形容。

那么,伪满洲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接受中田整一的采访时的一段话可以概括:“我们为了复辟清朝而利用关东军,关东军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们,伪满洲国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这样一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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