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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要: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门各房尽平民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

  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

  周家各“房”今何在?

  “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

  “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却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靠鸿雁传书。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结果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稍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 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留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整整30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们,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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